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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湖湘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以为应该提出“麓山文化”的概念。湖湘文化和麓山文化之间，不存在谁先谁后、谁大谁小的问题，只是因为地理区域的客观现实，使麓山文化不得不成为湖湘文化的属概念和组成部分。所谓“麓山文化”，是指位于长沙岳麓山所蕴含的自然灵气和人文。研究湖湘文化不能不探析麓山文化，因为岳麓山是一座渗透人文令灵震撼的文化高山；而麓山文化则又比较完整地诠释了湖湘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延伸过程，品读麓山文化更能直观深入地理解湖湘文化。
岳麓山海拔不高，但挺拔秀美，并历经千百年的风雨沧桑，形成了融山、水、洲、城于一地，成熟了融儒、释、道三家文化于一体，在湖湘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底蕴深厚的“麓山文化”。山顶云麓道宫的文化，山腰古麓山寺的释家文化，山脚岳麓书院的文化，共融于岳麓山中，传承着湖湘文化的精气神，是人们感受中华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文化圣地，是一座令人向往的文化大山。
岳麓山的山顶，凌势而立的建筑群体叫云麓道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文化，东晋大兴元年即公元318年就已流布湖南。史载，东晋太尉陶侃之孙陶炎、孙侄陶桓曾在长沙学道，这恐怕是长沙有活动的最早记载了。据传，最初是在岳麓山蟒蛇洞中进行的，因此蟒蛇洞又叫抱黄洞。《岳麓志》载：晋时德润门外有白鹤观，观有高楼与麓山抱黄洞相对。唐代葛洪天台派传人肖灵护在此学道炼丹。宋代刘跛仙隐居抱黄洞行灵龟吐舌之法，他自号“潇湘子”，每日吟诗撰联，曾有诗云：“我爱潇湘境，隔岸除。南山七十二，独喜洞真墟。”这说明当时的思想在潇湘大地特别是在长沙境内已经广为。
至于在岳麓山云麓峰顶修建道观，始于何时也已无证可考。有记录可查的当推明宪成化十四年即公元1478年，当时吉简王朱见浚，藩住长沙时取武当山道观的建筑形制，在岳麓山顶修建了道观，名曰洞真观，这是在长沙发展兴盛的重要标志，被奉为七十二福地的“第二十洞真墟福地”。当时有佚名诗《云麓峰洞真观日记》云：“玉洞仙坛长冷落，真虚岩窦色常新。可怜城里悠悠者，不识潇湘四季春。”看来诗者对当时长沙城里的公子哥儿们，不上山求神拜道还甚为不满。隆庆年间，山顶虽陈旧乏修，但香火旺盛，于是知府孙复即令李可经主持修葺，并植松、柏、梓以及篁竹等，使其观宇隐秘于青松翠竹之中。此时，正有金守分到此，见此地是仙山宝地，遂生爱慕，于是驻足，并增建，凿石为柱，覆以铁瓦，改名为“云麓宫”，使山顶道观香火日益旺盛。明末清初长沙人廖元度有《宿云麓宫》诗云：“林深宵空重，一枕对青灯。月色如秋瘦，虫声触梦醒。”清末临湘进士，湖南高等学堂吴獬先生到此一游时，见景生情，欣然撰联：“对云绝顶方为麓，求道才是宫”，将“云麓道宫”巧嵌其中。清人黄道让则为宫右望湘亭撰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奔洞庭。”抗日战争时期，日寇轰炸长沙，云麓宫亦受严重，宫内神像、碑刻均遭摧毁。抗战胜利后，邹云开、吴明海等即筹款修复，把灵、清虚宫、吕祖殿、祖师殿、三清殿等都重新竖立起来，基本恢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数次拨款，使岳麓山顶云麓宫群殿旧貌变新颜。
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学派，最初被称为家。是的创始人，首倡道为本原，道生；提出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主张贵柔守雌，弱以胜强，向往回复“”的至德之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仅次于的重要学派，对魏晋玄学、宋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依此推理，文化流布于湖南，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影响至深。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说明当时的还是很有文化底蕴的。现今岳麓书院内赫曦台的墙面上有“福”“寿”二字，据说曾经有一伙春风得意的举人才子在这台上设宴，这时有一位从云麓道宫下来的老也想参加这个。但席间有一位举人却十分轻蔑地说，这种文人你一个恐怕不适合吧？老道说，人不可貌相，你又不曾见到我的诗词书法，何论不适合呢？举人听后大怒，说这茅山好大口气，便要左右持棍将其赶出门外。谁知这老道袖袍一挥，竟无人能够近身。老道此时操起一扫帚沾着黄泥水就在左面墙上一口气一笔写就了一个丈余的“寿”字。那“寿”字仙风道骨，潇洒飘逸，把众书生看呆了。老道写完便拂袖扬长而去，惊呆了的书生们竟然无人敢在右边的墙上提笔应对。最后，还是罗典山长亲笔写了一个“福”字，但这个“福”字，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都不如那个“寿”字写得苍劲有力。这个故事说明当时入驻云麓宫的们大都具有较为厚实的文化功底。今日我们登临云麓宫，在望湘阁上凭栏远望，不仅可以欣赏到“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长沙之山与城、江、洲和谐构筑的山水美景，而且更能从三清殿内的那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佳句对联中，感经典的真谛和文化的
岳麓山的山腰，规模宏大的院落叫古麓山寺，彰显着神秘久远的释家文化。释家即佛家。的确，自然景观是天造地设的事物，没有必要掺入人为的思想元素。而文化或人文胜迹，则需要人类去开发去创造，去掺入人文安顿人文价值。岳麓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座文化高山，应该说得益于佛教的最先进入。
佛教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即公元268年进入湖南，比传入湖南要早50年。佛教传入湖南后，在两晋时期得以初步发展，尔后的南北朝和隋代呈现出蓬勃发展景象。后经唐宋时期的漫长阶段，湖南佛教在曲折中得以长足发展。
公元268年，从会稽剡（读“禅”音）县即今浙江省嵊县来湘佛教的第一个僧人竺法崇登临岳麓山，一眼便看中了这个古木参天、林深泉清的地方，并在此建设了“湖湘第一道场”麓山寺。自此以后，教文化便浸润着三湘四水并开始生根发芽，而岳麓山的这座原本奇秀异常的山峰也就开始具有永久的文化魅力。
麓山寺坐落于岳麓山山腰，左临清风峡，右倚白鹤泉，亦称鹿苑、慧光寺、万寿禅寺、岳麓寺等，为佛教入湘最早的遗迹，是湖南佛教的发源地，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道场之一，有“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之称。人们立于寺前可瞰浮碧江心的橘洲和碧透北去的湘江，寺后则是丹枫流霞，钟鼓声声，梵呗悠悠，清幽深远，宛如仙境。
据史载，自竺法崇创建麓山寺后，八方高僧纷至沓来。晋代法导、法憨二人步法崇后尘，于法崇入山十三年后也入驻麓山寺，法憨撰著了《显验论》，还注释了《大道地经》，使佛事日益得以。隋皇九年即公元589年，天台集大成者智 （读“蚁”音）大师在此说法，宣讲《妙法莲华经》，“三帝园融”教义，一时听者云集，对湖南佛教影响久远。唐代时，古麓山寺处于全盛时期，可谓高僧辈出，游客如云。其时，活动于麓山寺的著名僧侣有智谦、摩诃衍、惠镜、惠齐、兴哲等人，其中以摩诃衍禅师影响最大。当时麓山寺的兴旺引来了无数大家巨匠登临求拜，并留下了诸多名篇及有“三绝”之誉的《麓山寺碑》。唐代著名文学家、大书法家李邕在《麓山寺碑》中高度评述了麓山寺周围的：“幽谷左豁，崇山石峙，瞰郭万家，带江千里，玉水布飞，石林云起。”古麓山寺真可谓占尽了山川形胜。这《麓山寺碑》现珍藏于岳麓书院内，高近3米，宽1米有余，由李邕撰书，黄仙鹤刻石。碑额篆书“麓山寺碑”四字，碑文1400余言，骈散文体并用，记叙了麓山寺自晋泰始年间建立至唐开元立碑时500年的兴废、修葺、历代禅师佛法的经过，以及岳麓山的秀丽风光。由于此碑“文词华茂、字体秀劲、刻工传神”，确实精湛独到，被后人誉为“三绝碑”。
麓山寺自晋代创建以来，经隋唐的发展和宋元的延续，至明代中期已成为全国佛教禅的著名道场。为表彰麓山寺的功绩，明神万历年间特赐名“万寿禅寺”。后禅寺毁于兵火，可谓片瓦，四周竹木亦被砍伐殆尽。到了清代，麓山寺又得以中兴，诗僧辈出，先后涌现了智檀、阿诺、弥嵩、天放笠云等5个在诗坛上颇有成就的诗僧，为名山大寺增色不少。至晚清时寺宇经过修复与扩建，仍基本保持旧昔的规模，且显得面貌一新。由此可见，佛家文化两晋时就在岳麓山腰独辟蹊径，创建麓山寺，以供人们求神、占卦问签、卜筮吉凶，任尔须弥芥子，佛家皆以其恢宏气度予以容纳，并以慈悲宽忍为旨，化恶为手段，普渡为目的，深深地将佛家文化植于湖湘大地，历时1700余载仍顽强屹立于岳麓山腰。清代张九镒悲天悯人之情写下《麓山寺》诗：“名蓝有榻枕出城，四十年来小劫更；白鹤泉开新镜影，六朝松卷旧涛声。不逢惠远云归杳，空说王乔化羽轻，惆怅两廊数椽柱，半欹风雨不胜情。”扎根于岳麓山腰的佛家文化以及由这佛家文化引述而来的许许多多诗词歌赋，碑雕摹刻等，也构成了湖湘文化大系中的重要一脉。
今日，我们漫步“湖湘第一道场”，深感麓山因为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的滋润而更显灵秀，深感湖湘文化因为佛教文化的融汇而更显丰厚，更为精深。
现今人们，一说起岳麓书院，首先想到的就是那“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书院门联，继而就会谈起“书院文化”，谈起湖湘文化，而较少谈及文化。这对于一般人来说，自然无可非议，但只要我们仔细思量一下，就会觉得这样的思维方式会让人们产生“书院文化”是无源之水的感觉和疑虑。其实，书院是唐代儒士继承先秦私学，两汉精舍之后的一种学习。唐代官设、私办书院，至少有四五十所之多。唐代民间书院虽说是私人读书之场所，但同时也向社会，承担着、更新、传递华夏文化的重任，从事着读书藏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教授知识、讨论时势、学术交流等重要文化活动。书院原本是儒者之处所，但自建立伊始，就从不避佛道。在书院往往是僧侣、、儒士齐聚一堂，谈文论道，吟诗赋对。儒释道三家相互影响与沟通，成为书院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条件，这也就使书院的创办地点从不避禅林、精舍和道观，多选择风景秀丽、的名山胜景，把其装扮得像那样古朴华丽，隐于丛林院落之中。
岳麓山临江近市，林深茂密，风景如画，优美静谧，实乃建立书院的上佳境地。唐末五代时智璇等二人，推崇儒者之道，在此割地建房，购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堂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即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采纳彭城刘兴学之议，将它扩建为支持和帮助的书院。书院从此与僧侣及其所居地脱离而正式。所以岳麓书院的建院史定于公元976年，这才有今日“千年学府”之美称。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此时岳麓书院由张 主持教事，已开书院集、藏书、祭祀先儒三种基本功能之先河。岳麓书院此时其实就是孔子学院，就是学院。因为在佛教和文化影响下，文化到了宋明时代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更新，儒释道三家已经融汇合流并产生了理学。理学与书院的一体化，催生了著名的湖湘学派，导致了湖湘文化的最终形成。
理学大师张栻主持书院教事后，亲自为后的岳麓书院撰写了《岳麓书院记》，奠定了该院的办学方略。他强调因“人欲”以求仁，“必贵于学以明之”，以“成就人材，以而济斯民也”为办学之目的，他借用“三代导人，教学为先，明，小民亲而成”的封建理想，力图把书院教育与修齐治平的经世济系起来，力求培养出“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经世之才。他的教学“循序渐进”、“博约相颂”、“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五条原则，颇具儒学特色。宋代大教育家朱熹得知张 主教岳麓书院成就显赫，十分赞赏，并于乾道三年即公元1167年，从福建崇安启程，不远千里于9月8日来到长沙，留住两月。期间举行“朱张会讲”，作“中庸”之辩，听者盛况空前，讨论十分热烈，开创了岳麓书院不同学派新风。绍熙五年即公元1194年，朱熹出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在任期间，他明确表示要以治教为重，并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此次朱熹兴学岳麓书院，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将往时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颁行于岳麓书院，名为“朱子书院”，并亲自为学讲论。至此，前来求学者日众，以至“座不能容”，“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一时文风大盛，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集结地和大本营并进入了全盛时期。
元朝时期，岳麓书院仍在绵延办学之中，由朱熹、张 所奠定的文化教育传统也得以继承和发扬。明代岳麓书院教育也有进一步发展，规制也西野花梨更加完善。特别是明代中叶王守仁及其们来岳麓书院，使得王阳明心学学术之风在岳麓书院兴起，冲破了程朱理学的藩篱，对岳麓书院的学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朝中国书院的发展进入演变普及时期。清朝初年，岳麓书院得到的更多支持。康熙二十六年即公元1687年，康熙所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以及十三经、二十一史、讲义被护送到岳麓书院，这使书院学子们倍受鼓舞，学风日盛。雍正十一年即公元1733年，雍正颁布上谕，扶持一些省会重点书院并称之为“省城书院”，岳麓书院名列其中，这就确立了岳麓书院作为湖南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乾隆亲赐御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岳麓书院理学之功。晚清以后，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岳麓书院经历变革学制的重大变化。从1903年到1926年的20多年的时间里，岳麓书院经历了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湖南巡抚赵尔巽改名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的学校变更，最终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变革。但不论怎样，清代的岳麓书院成为传承学说的教育，培养了约一万七千多名士人学子，其中陶澍魏源曾国藩曾国荃左棠郭嵩焘唐才常等更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赫人物。特别是在现代史上，当中华民族遭受的时候，岳麓书院内走出了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等，他们时代前沿的思想文化，推动社会变革。当国家发生“天崩地解”式的剧变时，岳麓书院内又站出了、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他们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主义，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栋梁。
湖湘文化，作为一个的区域文化概念，作为一种别具风格的地域文化，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交流中成熟和发展起来的。湖湘文化的源流传承脉络十分清晰，内容丰富多彩。但不论其如何源远流长，不论其如何底蕴深厚，也不论其如何经世致用，我总认为，儒释道三家都是其重要载体，都是其重要思想基因。儒释道三家经过约两千年的互动融合，各以其自身的文化特质发挥着各自的文化优势，以至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故乡和家园。岳麓山儒释道文化的兴衰发展，积淀成了独具特色的“麓山文化”。山顶，以老庄学说为主体，融合抱朴子及历代方家术士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清静无为”、“道法自然”的绝尘、超俗、功成、身退之文化；山腰，由达摩东渡而来的佛家思想，经历代高僧智士传承，形成了“慈悲为怀”，“去恶从善”的善良、宽容、奉献、无畏之佛家文化；山脚，以孔子之五经为中心，经历代志士的苦心励炼，形成了“修齐治平”、“敢为人先”的仁礼、忠恕中庸、向上之文化。而这儒释道三家文化，又深深植根于岳麓山中，形成了彰显湖湘文化之“经世、爱国、务实、奋斗”特质的“麓山文化”。通观全国乃至世界各大城市，拥有一座像岳麓山这样文化底蕴深厚的，能与江水、湖洲、古城自然和谐相融的，实在也只有长沙城矣。长沙也因有岳麓山声名远播，走出了国门，了世界。
岳麓山，是一座千古名山，是一座文化大山，是时至今日仍然可触可摸可感可知的湖湘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岳麓山所承载的文化和文化，以及所孕育的深厚的麓山文化，充分表明岳麓山是湖湘文化的中心谷地，是最能体现湖湘文化特质的重要源头和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