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长沙用10年时间，进行了一场城市教育的综合。1997年10月，全国城市教育综合会议在长沙隆重召开，推介长沙经验。其时，长沙城市教育综合实践中，最集中、最突出的经验在于适应经济转型，强化统筹。
20多年过去，长沙始终不断深化城市教育综合。特别是党的以来，长沙城市教育综合不断提档加速、向纵深迈进——招生入学政策、教育质量综合评价、职教建设、区域教育特色发展、特殊教育医教结合制度等，为全国教育提供了新的“长沙经验”。
近年来，全国基础教育试点城市、国家地方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试点城市、全国特殊教育试验区、全国首批试点测评的学习型城市、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等相继落户长沙，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新时代交出了一份满意的教育答卷。
那么，长沙这座“既不沿边，也不靠海”的中部城市，在教育方面不断涌现“长沙经验”，靠的是什么？
这是一份有6916个有效样本，由长沙市统计局提供的2017年教育满意度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近几年来，群众对长沙教育的总体满意度持续上升，但“公办幼儿园入园难”“城乡教育差距”“升学”等仍然是群众关注度最高的问题。
“人民群众的，就是长沙教育的方向！”长沙市教育局党委、局长卢鸿鸣说，“多年来，长沙的教育始终人民立场，读懂人民的时代，把人民群众的变成教育的行动。”
的确，梳理近五年长沙城市教育综合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史上最严招生令”的颁布，还是探索“非全日制寄宿生”来解决“三点半问题”，抑或是“长沙市小区配套幼儿园将一律建成公办或普惠园”政策的出台，“人民性”这条关键线索一直贯穿其中。
如果你街头，问问大家对教育的期待，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答案：“希望孩子能读一所好学校！”
“读一所好学校”的背后，其实就是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最深切的，也是“择校热”热到烫手的真正原因。
“这是每一个城市都正在面临的问题。”卢鸿鸣认为，几十年重点学校发展史，使长沙名校云集，优质教育资源向这些学校高度集中；但另一方面，薄弱学校同样数量庞大，面临着投入、师资、生源等问题。
历史形成的鸿沟，在一轮又一轮的运行中，逐渐形成了资源聚集效应，使得优者更优，弱者更弱。“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名校成了家长们的“必修课”：为了能挤进一些所谓的名校，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天天背着书包往培训学校赶；每年升学季，一些学生到处赶考，心理压力也很大；为了得到一个择校名额，不少家长在学校门口通宵排队……
更具挑战的是，已经固化的利益藩篱成为教育的最大阻力：“条子生”“打招呼”成了家常便饭，一到招生季，不少校长不敢开手机、不敢回办公室，下班回家甚至不敢开灯。
2016年2月28日，长沙“最严招生令”出台，剑指“以钱择校、以权择校、以分择校”。消息一出，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将信将疑，更有人“偏不信邪”：动自己的奶酪，有那么容易？“招呼”和“条子”，教育部门真能顶住吗？
“这场，是一场的。”群众的反应，卢鸿鸣看在眼里，作为一个在教育界深耕多年的教育局局长，他深知，过去依靠“条子”“招呼”维系的关系网，并不是健康的教育生态，要成功，就要壮士断腕。
“这次不是切一刀，而是一刀切！”他反复鼓励和他一样的执行者们，压力都是暂时的，爬坡过坎须顶住，“开了一个人的门，门就会关不上。不开门，慢慢地大家都会理解。”
这样的决心，仿佛给政策设计者们打了一剂强心针。“最严招生令”并没有像有人担心的那样，引起强烈的反弹，在“所有人都择不了”的情况下，大家的心态反而更加平和了。2016年，长沙市“小升初”微机派位后，公办学校之间没有一个学生出现学籍异动。招生期间，那些曾经不敢上班、不敢开机的校长们的生活也恢复了平静。
而对于“最严招生令”带来的衍生变化，所有人都没有掉以轻心：在“公办零择校”的政策之下，长沙的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大家开始“挤”优质民办学校。
面对出现的新情况，长沙市教育局将招生思从“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迅速调整为“公办不择校，民办不择优”，并对规范民办学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进行前期调研；民办学校初中毕业生将不再享受对口直升高中政策；市教育局专门召集民办学校负责人开会，签订了招生工作承诺书，下发了不与培训机构挂钩招生、不书面考试选拔学生、不提前组织招生面试等7条。2019年，长沙市教育局又将民办学校纳入派位范畴。按照民办学校是否与公办学校有合作办学的标准，分别拿出50%、20%的招生指标，用来接收派位学生。
“一切与努力都是值得的。”卢鸿鸣说，“最严招生令”的意义，远远不是“零择校”这样简单，而是用“一揽子”措施的设计，用老百姓看得见的方式，来回答义务教育的一个终极议题——公平。“最严招生令”是一个支点，撬动着整个长沙城市教育综合的发展。
2015年，一份网上的帖子引起了卢鸿鸣的注意：由于学校课后托管服务的缺位，一些家长把自己调侃为“八军”——每天要在家和学校之间接送孩子八趟。
原来，2015年教育部等五部委出台文件收取课后托管等服务收费后，有的学校因为经费没有着落，心生退意，不想再开展课后服务。家长，尤其是双职工家长，无法接送和孩子，可以说根本没有选择。如果没有长辈的帮忙，他们要么雇人来接送孩子，要么高价把孩子送到课后托管机构。
一时间，“三点半问题”成为人民群众的“痛点”问题。面对群众的现实难处，长沙市教育局立即做出了反应——一方面向上级争取政策，一方面要求全市所有具备条件的学校先把服务做起来。
“我们不能光考虑学校的难处，更要考虑家长的难处。”在一次关于“三点半问题”的专题座谈会上，卢鸿鸣语重心长地对校长们说，“在人民群众的为难处，教育应该有所担当。”
此后，长沙市教育局多方协调，争取到“非全日制寄宿生”政策。这个过渡政策，一管三年，既学生课后有安全的去处，也能够解决因课后服务带来的额外工作量及经费问题，很好地解决了“三点半问题”。
长沙市岳麓区博才卓越小学正是这个“非全日制寄宿生”政策的受益者。该校课后托管服务一做就是7年，每年有超过九成的孩子在学校进行课后托管，其课后托管服务已经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
“在当时，如果没有政策依据，以一所学校的力量，是不可能把课后托管服务开展起来的。”校长谢奇华说。
当初，得知学校要取消午托和下午托，家长们炸开了锅，他们找到校长：“我们愿意出钱，请学校继续实行午托和下午托。”一方面是政策瓶颈，一方面是家长需求。正当谢奇华左右为难之时，“非全日制寄宿生”制度的出台，让他如释重负。
时至今日，博才卓越小学以“三点半服务”为特色，探索出“课后服务+”模式。学校进一步挖掘“三点半”资源，组建了50个，开设了83个班，不仅真正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还为学生的发展打开了另一扇窗。
2018年底，文件过渡期满，恰逢湖南省课后服务相关文件出台。“正因为我们走在前面，后面的就更好走了。”卢鸿鸣说。
2018年9月，万婴克拉美丽幼儿园家长蒋平接到了幼儿园的电话。他被告知，幼儿园的收费每月降低了1200元，而课程、教师配备、餐食等全部不变。
原来，这是长沙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的，而这项的直接获益者，就是像蒋平一样的学龄前儿童的家长。
在蒋平接到电线日，长沙市教育局对外公布：全市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园所总数达到全市园所总数的80.22%，“提前两年完成国家规划目标！”
长沙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是一场既触动开发商也触动利益的，也是一场为了人民群众利益而战的。
10多年来，长沙建成小区配套幼儿园300余所，其中只有69所按照国家和省市政策移交给举办为公办幼儿园或者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其他232所被开发商出租办成了高收费民办幼儿园，甚至部分幼儿园已卖给他人。
“购地建房销售过程中，公司已缴纳了相关教育税费，为什么还要履行配套建园义务？”有的开发商不理解。
“地是我买的，房子是我建的，园所举办方是我请来的，幼儿园的所有人为什么不是我？”有的开发商想不通。
困难重重之下，是长沙各级各部门的全力以赴——雨花区建立街镇为主、部门协同的责任体系，推行清单管理；天心区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开福区实行教育局副局长和街道主要领导、教育局局长和副区长、区长和区委与开发商“会谈”模式……最终，居民、业主要求移交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发商的观望犹豫情绪逐渐下降，整治工作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就要改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为了读懂人民群众的时代，长沙市不仅让群众成为的受益者，更让他们成为的参与者。
2016年，为减轻小学生负担，确保足够的休息时间，长沙市拟将城区小学生上课时间推迟到8∶30。为充分征求意见，市教育局在官微上开展调研。一天之内，投票总数达到36.4万人次。
这只是群众参与决策的案例之一。实际上，在重大决策做出前，长沙市教育局都严格按照，开展公开听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
在中小学招生入学政策确定前，市和市教育局组织开展了3场座谈会，听取校长、教师、家长和专家的意见。同样，“非全日制寄宿生”收费办法和民办初中招生入学政策均进行了公开听证。
此外，长沙市教育局还经常组织政协委员、代表、网络大V、教育自负责人开展座谈，发挥他们联系群众紧密的优势，充分收集、听取民声，并明确的方向。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长沙城市教育综合找准了人民群众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最大公约数，实质上就是一场立足人民群众的“实际获得”的。
“教育走到今天，靠教育部门一己之力单兵突进是很难前行的，而长沙城市教育综合的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长沙市委、市对教育事业的全力支持。”卢鸿鸣深有感触地说，到哪里，支持就到哪里，长沙每一项教育的推进，都是市委、市下好教育发展“先手棋”的生动注脚。
这句话，开福区清水塘小学校长周满意感受颇深。她告诉记者，清水塘小学是一所优质学校，占地面积仅4亩（1亩≈666.7平方米，下同），但学生人数却年年攀升，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2016年，学校原地重建，新建了一栋教学楼和一个运动场，面积增加到18亩。“学校增加的14亩土地可谓是寸土寸金，每亩市值达2100多万元。光土地折算下来就有近3亿元！”
与周满意感受相同的还有长沙市教育局教师工作处处长陈利群。陈利群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18年，长沙市教育局、长沙市财政局、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了两个方案——《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名校长（园长）队伍建设实施方案》和《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卓越教师队伍建设实施方案》。根据这两个方案，长沙市按照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长（园长）总数2%左右的比例，建设一支60人左右的市级名校长（园长）队伍，分为市级首席名校长（园长）、名校长（园长）两类。其他区县则按照所在区县（市）中小学（幼儿园）校长（园长）总数6%左右的比例，建设一支180人左右的区县（市）级名校长（园长）队伍。
按照方案，每个名校长（园长）工作室安排工作经费10万元，市级首席名校长（园长）每人每年发放补助10000元，市级名校长（园长）每人每年发放补助8000元。而在卓越教师队伍建设中，市级学科带头人每人每年发放补助10000元，市级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教师每人每年发放补助8000元，市级中小学（幼儿园）教学能手每人每年发放补助5000元。2019年，仅这两个方案，长沙市本级财政将投入650多万元。
同样是2018年，在长沙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中，为“一揽子”解决部分政策不配套等问题，长沙市委、市酝酿出台了新政策。新政策，达到一定规模的小区，其开发商必须履行教育义务，建好教育配套设施后，所有权无偿移交给；所使用土地属于教育划拨用地，新建楼盘将直接减免，已按商业用地缴纳出让金的，在履行义务后，国土部门将退还之前缴纳的出让金。同时，为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降价不降质”，长沙市仅2018年市本级财政安排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专项补资金，比2017年同期增加50%，达到7500万元。
2015年，长沙市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为148.04亿元；2016年，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近159.79亿元,增长率为7.93%；2017年，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达到183.69亿元，同比增长14.96%，生均教育经费投入达13573元。
以市委、市的名义下发教育文件，这是长沙的传统之一。早在1997年，长沙市就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长沙市城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住宅小区开发前，市教育局要前置审查教育配套情况，其他相关部门才会进行后续审批。长沙市教育局还是市规委会，在片区控规时，如果没有满足教育配套，教育局可提出意见……
在长沙大力推进棚户区、拆违工作中，对拆出来的土地，市委、市也在文件中提出了“四增两减”，要求尽量满足教育等公共事业。
在中小学招生入学政策中，长沙又以市委、市名义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这是全国首个规范招生入学的地市级文件。
与“最严招生令”发布同一时间，长沙市人民还印发了《长沙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实施意见（2016-2020年）》。时任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易炼红在市教育局调研时，更提出了“校校成优校，师师成良师，生生都成才”的要求。
这直接撬动了长沙城市教育综合的大发展：在划片入学政策的指导下，不少过去面临结构性短缺的地区，迅速完成了教育资源的更迭积累——
李仕燕带领的大同三小是长沙市芙蓉区最偏远的小学之一。2015年，时任大同小学党支书的李仕燕被芙蓉区教育局派到这儿当校长，还带来了“大同系”的三位老师，引入了有口皆碑的大同管理模式。同时，芙蓉区还斥资6000万元改建了校园。
仅2016年，长沙城区新增长郡芙蓉实验中学、长郡滨江中学、雅境中学等学校，增加初中优质学位6500个。此外，还启动实施了304所标准化学校建设。
一些城市教育面临的老问题——大班额也得到了有效缓解：2016年，长沙1200余所公办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没有出现一个大班额。以长沙市实验小学为例，过去每班平均66个学生，在“最严招生令”实施后，班额保持在45个学生左右。
“这场对教育公平与均衡的追逐，最有力的推手还是长沙市委、市。”卢鸿鸣动情地说，正是这一系列政策的支持，让所有长沙教育人有了的勇气！
在采访中，记者深深地感受到，无论是中小学招生入学政策，还是在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过程中，长沙市委、市的高位统筹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是，2014年以来，长沙市委、市召开了与教育有关的会议就有20个，市委常委会、市常务会、市委深改组会议研究教育工作6次。仅2018年，省委常委、长沙市委胡衡华，长沙市委副、市长胡忠雄到教育部门和学校调研走访就有4次。
长沙市中小学招生入学政策伊始，市委、市就强化了规范招生入学工作合力，各市、区县（市）两级建立了党委、牵头，组织、宣传、监察、法制、教育等相关部门参与的招生入学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重大事项的决策与部署，负责招生入学政策的执行与监管。
除了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招生入学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外，、人社、住建、房产等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乡镇）、社区（村）都有非常明确的分工与安排，如在招生入学工作相关信息的采集、审验等工作中，、人社、住建、房产等职能部门要确保提供的户籍、房产、社会保险、居住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有效。
为了杜绝“条子生”，长沙市委、市还旗帜鲜明地提出，各有关单位及其干部职工，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当好表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提出违规择校要求。如“追责”这一块的工作，就对纪检监察机关、门做了明确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对招生入学工作的监督和违规行为的查处。门加大对招生入学欺诈行为的打击力度。教育行政部门则加大对违规招生行为的处罚，公办学校违规招生的，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民办学校违规招生的，依据《中华人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在招生过程中涉嫌犯罪的，按有关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教育部门的事，在市委、市的高位统筹下，其他职能部门要联动，这在长沙市成了一种常态！”为了做好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2017年上半年，长沙市政策研究室、市教育局联合组成调研组开展了全方位调研，走遍了全市六区三县（市），征求了各区县（市）干部群众以及开发商意见，明察暗访了大量小区配套幼儿园，形成初步意见。2017年，《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加大我市配套幼儿园建设与移交力度的》被长沙市政协列为重点提案，由时任长沙市委副、市长、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陈文浩领办。
“对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这样触及多方利益的难题，光靠教育部门是无法完成的。而在化解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的背景下，没有市委、市的担当，也是做不出来的。”卢鸿鸣说。
在教育推进的关键节点，长沙市委、市的高位统筹成了“定海神针”。为推进这一项工作，长沙市成立了由市委副、市长胡忠雄任领导小组组长，副市长陈中、廖建华任副组长，编办、发展、教育、住建、消防、财政、国土资源、规划、法制、税务、电力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各区县（市）主要负责人为的长沙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市教育局。各区县（市）建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制。
国土、财政、规划、住建、税务等部门抽调一个人到教育局集中办公，实行一周一通报、一月一调度、半年一讲评、一年一考核，并把整治工作纳入对区县（市）、市直部门的绩效考核当中——正是在这样的高位统筹下，长沙市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形成了巨大的整治合力。
当教育进入深水区，面对这些“啃不下来的硬骨头”，党委、需要担当和勇气！我们看到，正是长沙市委、市的担当，给了长沙城市教育综合勇气，最终让长沙教育了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彼岸。
长沙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发展状况，更关注学生将来适应社会的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图片由长沙市教育局提供）
“我们应该多问问自己，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卢鸿鸣看来，长沙城市教育综合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从育分育人。而撬动这场的一个重要支点，就是评价这根“指挥棒”。
2017年，长沙市正式发布《2017年全市中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报告》，这是长沙作为首批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实验区，历经5年的探索与实践后发布的第一份综合评价报告。
市教育局副局长缪雅琴介绍，在这份评价报告中，全市252所普通初中和74所普通高中，共9.6万名中学生被纳入学业质量评价。同时采用聚类分析法，将学生的入口成绩与出口成绩进行对比，科学分析学校教学质量整体进步幅度。项目组经过5轮论证及20余次修订、校对，最终形成市、区县（市）、学校共350份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报告。
一个重大的变化是，这个评价体系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发展状况，更关注学生将来适应社会的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其实，关于育人的标准往往很容易概念化、虚化，但长沙市把标准立起来，实起来，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在评价指标上设有品德行为、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学习动力、学业负担等维度。仅在“学业相关因素”的指标评价上，长沙市就通过组织考察学习、专题研讨、实地试测和专家评审等程序，自主研制了6套中学学业相关因素测评问卷，并将学业相关因素测评指标体系分解为10个一级指标、40个二级指标，再对118个指标的考查要点进行细化。
“成绩好就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招现在不行了。我们要把评价体系作为教育价值引领最有力的杠杆，以发展的、全面的视角来评价学生，引导全社会形成正确而科学的教育质量观。”缪雅琴说。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校长邓智刚更有直接的感触。他说，以前他听到家长说得最多的话是“我的孩子只要成绩好就行，其他的无所谓”，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关心孩子的身体素质、心理健康、职业生涯规划等因素。
去年长沙市举行高中年级的合唱比赛，按照惯例，学校只需要组织一些有音乐特长的学生参加比赛即可，可邓智刚却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全体同学参加，利用音乐课、课和其他课余时间进行训练，先在学校进行循环赛，优胜者再代表学校参加市级比赛。
“且不着急，让我们试试看。”一个学期下来，一个音乐特长生都没有的1712班脱颖而出，最终代表学校参赛，还取得了全市第一名的好成绩。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班级的文化成绩不仅没有下降，还有明显的提升。在期末考试中，这个班级的中高分段的人数、单科成绩提升的人数等指标都有明显上升。
其实，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收获的远不止这些：今年2月23日，在2019“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杯”高中男子甲级决赛上，该校凭借队员张喆连进的两球，以2∶1战胜河南省实验中学，夺得冠军，这是湖南省在此项赛事上首次获得冠军；学校的民乐团、合唱团、舞蹈队也纷纷摘取了省级比赛的桂冠……
传统的教育质量评价往往是单一的，更多地注重结果，而对过程视而不见，关键是没有科学明确的监测体系。“现在好了，教育质量监测的是学生发展的过程。”关于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长郡双语实验中学校长徐铁刚更有发言权。
早在2009年，长郡双语实验中学从建校起，就依据长沙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方案，构建了“课程支撑、过程激励、全程评价”的综合素质培养和评价体系。经过10年的研究和实践，该校确立了涵盖20个评价要素的16项评价指标，每项评价指标的具体说明都与学校课程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校园常规和活动等紧密相关，多层次、多角度反映出学生日常综合素质发展的真实状况。学校还专门开辟了“澄池大舞台”，让学生展现风采。
“每学期初的‘勇担当·志青春’社会实践活动汇报，每年底的‘秀出真风采，青春无极限’艺术节闭幕式暨优秀节目展演，每学期末的‘多彩青春，个性绽放’活动风采展……”一位学生对记者如数家珍，“谁说长郡双语实验中学的学生只会读书，来‘澄池大舞台’看看，我们吹拉弹唱样样不在话下。”
也正是在这根“指挥棒”的引导下，长沙市体育艺术“2+1”活动呈现出勃勃生机：近几年，长沙创建全国校园足球实验区1个、满天星训练营1个，省级实验区1个；足球特色校129所，篮球特色校24所，全国体育工作示范学校10所。同时，长沙市还是全国校园足球实验区。
而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长沙市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涵盖国家试行教育质量评价指标基础上，还增加教师与学校评价指标，形成了学生、教师和学校发展“三位一体”的基础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师的师德和专业素养以及学校的科学管理和办学水平等方面，全面考量并诊断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形成涵盖学生、教师和学校发展的“体检表”。
“从入口看出口，从起点看变化。”这是长沙市教育质量综合评价的核心。这种综合评价通过全样本统计方式，追踪初高中从起始年级到毕业年级学业质量的增值变化，分析所有学生以及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学校的发展状况，从而生成三个层级的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报告——
校级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报告让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看到办学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发现教育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找准努力和改进的方向；
区县（市）级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报告让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准确掌握区域教育质量发展水平，采取有力措施推进优质均衡发展；
市级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报告让市教育行政部门整体把握全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现状，了解区域、城乡和校际之间的差距，从而改进教育教学管理，提升教育管理科学化水平，引领基础教育创新发展。
“以前，老百姓就盯着四大名校，不管孩子基础如何，兴趣在哪，反正挤破脑袋也要进。现在通过评价这根杠杆，好学校的定义在老百姓的心中发生了变化。”缪雅琴说，圣艾斯特莱雅“教育的本质，应该是看增量，是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些学校可能弯道超车。”
长沙铁第一中学就是这样一所实现了“弯道超车”的学校。校长曾庆桂说，之前学校一直盯着升学率，可不论教师怎么拼命，收效甚微。时间一长，教师没动力，学生没信心，学校没发展，陷入了恶性循坏。
“现在的长沙市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作为一种增值性评价，评出的是学校的‘加’。”有了这个认识，曾庆桂探索出一条教师专业成长、学生多元成才的径，率先在湖南省中学阶段教育中实施学生成长导师制，尊重学生差异，关爱每一个学生。在这里，老师个个是导师，学生人人受关爱。长沙铁第一中学教学质量节节攀升，学生学习成绩“低进高出”，高考二本升学率达80%，在同类生源学校中遥遥领先。
让科学性跑过功利性，把人的发展置于教育的中心——随着评价“指挥棒”的变化，一些长期困扰教育的问题也得到了缓解，最典型的莫过于减负这一话题。
“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仇怨。”郑板桥的诗了一个自古而来的课业多少的教育话题，而现在的它更成为一个“悖论”：家长既希望学生成绩要好，但又不希望作业压力太大。针对这一“悖论”，长沙市努力让其顺通起来。2016年，长沙市将城区小学的上课时间推迟到8：30。同年年底，推出了“长沙市小学生减负六条”。在这个“减负六条”中，不仅有严格执行“零起点”教学、严格监管作业布置和批改、严格规范考试和评价、严格管控竞赛活动和教辅征订等针对学校教学管理的内容，更提出了“不得要求家长批改教师布置的作业，不得布置由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的书面作业”。
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吉联小学校长朱鸿雁深耕教育多年，她说，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教育部门急需破解的难题。从2013年开始，砂子塘吉联小学就创编了《减负导行图》，从10个方面引导教师和家长共同参与。考前一天没有作业、不布置重复性的作业、学生不当刷题机器……这些都成为该校教师不能触碰的红线。
“减负不仅仅是做减法，有时候也要做加法。”朱鸿雁说，减负减去的是作业量，加上的是全面发展的体艺特长。该校建校5年来，拿下了3块国家级牌子：全国足球示范校、全国啦啦操示范校和全国科学素养教育。
“成长比成绩更重要。”当越来越多的家长不再凭借分数和升学率来评价一所学校的优劣，当教师们不再对生源质量心怀芥蒂，开始关注自信心指数、学习动机指数等一系列“绿色指标”时，缪雅琴口中的“正确而科学的教育质量观”正在逐步被老百姓接受并认可。
经济越发达，人民群众对教育回归教育规律的愿望就越迫切，长沙市通过教育质量综合评价这根“指挥棒”，反复追问人的终极价值，把每个学生放在教改的正中央，让教育展现出了最初的模样。
新时代，新起点。放眼未来，卢鸿鸣说，长沙将担负起教育新，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不断推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改特色多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等教育内涵提质、终身教育品质发展，办好更加普及、更加公平、更加优质、更加和谐的全国一流教育，为“科教强省”建设作出更多的长沙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