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一六二师时，平津战役已经结束。天津的守军13万人被歼；北平（1928年将改为北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国建国后北平改称。）在傅作义将军接受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以后，获得了和平解放。
在平津战役中，一六二师参加了攻打塘沽的战斗，与十二纵三十五师、三十六师一起，解放了天津以东的沿海重镇塘沽，歼敌3400多人。没能赶上打塘沽，我感到有些遗憾，陈德笑着说，往南看，敌人还多着呢，仗还有的打。
3月中旬，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任司令员，罗荣桓任，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的一纵至十二纵，依次改称三十八军至四十九军。我们一六二师仍在四十九军的序列里。第四野战军的每个军，都下辖4个师，这在4个野战军中是很独特的。
3月下旬至4月上旬，第四野战军在北平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七届二中全会，了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还部署了第四野战军南下的有关事项。会议期间，、、、、任弼时在中央驻地香山了与会的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屈指算来，我已经有10年未见了。他比在延安时胖了些，气派也更大了。他声音宏亮地对我们说：我们三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完，等中央领导同志请我们吃了饭，作陪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等老同志。
4月中下旬，第四野战军驻平津地区的9个军，分成三南下，一六二师所在的四十九军，被分在第三，沿津浦铁南进。这时传来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胜利地突破军的长江防线，攻占首都南京的好消息，全师指战员都摩拳擦掌，等待上级出发的命令。
我和陈德赶到天津军管会联系驻防事宜时，天津军管会参谋长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王世英对我们说，天津解放不久，形势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必须留下一支战斗力强、执行城市纪律又好的部队，担任天津市的卫戍部队。为此，他征询过曾任沈阳卫戍司令员的伍修权的意见，伍修权推荐了一六二师。
我虽然极想率一六二师南下，但还是服从了上级的安排，我师进驻天津，接管了兄弟部队4个师的防区。我们的防区西起杨柳青，东至汉沽、塘沽，不仅包括整个天津市区和一部分郊区，还有一大段海防线。接防之后，我一下子感到兵力吃紧了。我师部队进点驻扎后，一个团往往要分驻几十处，处于高度分散状态，我和陈德都很担心出问题。天津比沈阳大，也比沈阳繁华，工厂多、学校多、商店多，外国人也很多，一旦出问题就是大事，会给和解放军带来不良影响。
我和陈德商议后，决定加强教育、狠抓纪律、强化管理。战士们很争气，执行任务不怕苦不怕累，遵守纪律严格自觉，做到了秋毫无犯。我师部队不但完成了天津、维持治安等各项任务，还做了大量公益方面的好事，如清除战争遗留下来的废墟、瓦砾，打扫卫生、清运垃圾、疏浚河道等等。对此，天津的一些和都进行过报道，我师给天津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6月间，上级命令我师南下归建参战。来天津接防的，是华北军区的六十七军和六十八军。六十八军军长徐德操，是我在抗大学习时的教员兼班主任，他在接防后说：好家伙，我们两个军来接你们一个师的防区，你们的担子的确太重了。
我师从天津出发时，受到天津人民的热情欢送。我们沿津浦南进，经过临清，在寿张（寿张县在西部，1964年撤销，辖地并入阳谷县和河南省范县。）一带渡过黄河，之后向商丘前进。到了商丘再向西南走，经许昌到南阳，沿三国时代曹操征伐荆州和东吴的行军线，进入湖北襄樊地区，再一直向南。一上，部队到处受到热情的迎送，许多城镇搭建了彩门，许多村庄设了开水站，地方将食宿安排得很周到。尽管天气炎热，全师指战员的士气始终很高昂。为避开酷暑，我们后来采取了夜晚行军、白天宿营的走法，加快了行军速度。7月下旬，我们在江陵一带渡过了长江。
这时候，四十九军主力已与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一军、四十六军、四十七军等部共同进行了宜（昌）沙（市）战役，解放了湖北、湖南的17个县市，切断了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部和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部的联系。上级命令四十九军向常德、桃源一线进军，我师在湖南北部赶上了四十九军主力归建。8月4日，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湖南省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3个军、3个保安师共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3个军、3个保安师共7.7万余人起义，长沙和平解放。但仅仅3天后，在白崇禧的劝诱下，起义部队中的4万余人南逃。第四野战军命令四十九军与四十六军、四十军追歼叛军，我师参加了这次行动。
8月17日，追击叛军的四十九军先头部队一四六师和一四师，在湘乡县青树坪（1952年湘乡县西南部另设双峰县，青树坪划归双峰县）一带遭白崇禧部第七军伏击，伤亡、被俘1200余人，撤出战斗。跟进的我师虽未遭受损失，但我头脑里也敲响了警钟：敌军并不是不堪一击，而是困兽犹斗，我们万不可轻敌和大意。
从8月下旬开始，我师与四十九军各师一起进入休整。9月中旬休整结束，我师投入衡（阳）宝（庆）战役。衡宝战役打的是华中军政长官、桂系头面人物白崇禧的看家部队。白在将领中是比较善于用兵的，号称小诸葛，第四野战军进入中南后打了湘赣战役和赣南战役，虽取得部分战果，却没有能歼灭白崇禧部主力。衡宝战役前，白崇禧把他的主力部署在衡（阳）宝（庆）公两侧及粤汉铁（即今京广铁的南段）衡山至郴州一线，与宋希濂和广州绥靖主任余汉谋联合，搞一条半弧形的湘粤防线;。
第四野战军针对敌军部署，将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分成东、西、中3，于9月13日发动对湘粤防线的进攻。东军由赣西南进军广东，切断白崇禧部下海逃跑的道；西军从湖南常德出发，直插广西的百色、南宁，截断白崇禧部逃往云南、贵州的道；以四十军、四十一军、四十五军、四十六军、四十九军组成中军，对白崇禧部展开正面。
衡宝战役打响后，我师开赴湘江西侧执行警戒任务。接着，与四十九军各师一起，向据守资水中游新化一带的敌七十一军发动佯攻，掩护中军主力完成了准备。这个七十一军并不是当年在东北四平战场上与我们交手的那个老七十一军，而是老七十一军被歼灭后，陈明仁重建的部队。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后，这个重建的七十一军逃走，投靠了白崇禧。
1949年10月1日，我们在衡宝战役的战场上迎来了中华人民国建国的喜讯，全师指战员倍受鼓舞，战士们纷纷表决心：要以打胜仗的实际行动向新中国献礼！
10月2日，中军各部向衡宝线敌军全面出击，我师也参加了进攻，于10月3日突破敌七十一军防线，与兄弟部队共同攻占了青树坪；花门楼和渣江一线，也被四十五军、四十六军控制。白崇禧急令其主力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第九十七军等部。
上级判断白崇禧的是与我军决战，命令我们暂停前进，调整部署。但四十五军先头部队一三五师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继续向南挺进，插到了敌军的腹心地区。正是这一个不在作战计划之内的差错，打乱了敌军的部署，白崇禧急忙集中5个师一三五师，结果不但没能消灭一三五师，反倒被一三五师拖住。白崇禧慌了手脚，全线日，上级命令我们全线个师立即行动，迅猛追击，在衡宝公以南的灵官殿一带追上了逃敌，将敌七军、敌四十八军一七六师合围于黄土铺地区。经两天两夜激战，我军13个师于10月11日将白崇禧最精锐的钢七军及敌四十八军一七六师歼灭。衡阳和宝庆（今邵阳市的旧称），被四十六军和我四十九军部队解放。
衡宝战役于10月16日结束，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县城24座和湘南、湘西的广大地区。战后，根据华中局《关于主力部队地方化的》，一部分野战主力部队为地方部队，执行工作队的任务。四十九军与四十六军留在湖南，为地方部队。
我师划归湖南军区建制，兼衡阳军分区。我任衡阳军分区司令员，傅兆麟任，牛子龙、钱潜任副司令员，曾凡有任副，钱潜兼参谋长，苏蕴山任部主任。
我们刚把衡阳军分区的架子搭起来，率第四野战军前方指挥部于11月1日来到衡阳。我们为前方指挥部安排的驻地，在湘江西岸的五桂岭。这里可以俯瞰衡阳全市，仅仅一个多月前，还是白崇禧的指挥部。我去五桂岭向前方指挥部汇报工作时，首先见到陪同前来的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随后见了第四野战军参谋长萧克和部主任谭政。他们三位都是我比较熟悉的，见面后谈得很热闹。
按照华中局，我们在部队中进行了深入的教育，克服那种认为地方部队不如野战部队光荣的错误观念，让指战员们认识到这是为适应新的形势而采取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经过反复学习，我师指战员树立了工作队思想，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多项工作，包括剿匪肃特，建立地方武装，社会秩序，巩固新生，动员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等等。
衡阳地处湘南，湘南地区的匪患虽不如湘西严重，但活动得也很。特别是湘南南部嘉禾、蓝山、临武、宁远、道县等几个县，总数有5万人之多。
1949年12月29日，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发出了《1950年上半年剿匪》，这个指出：1949年底中南地区作战已全部结束，从1950年1月起，所属各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残匪。
我们衡阳军分区辖区内的、残兵也不少，有的还是，如耒阳的，就由的县长统领。这些在山中藏身，不时出来铁、公交通线，还、越货，种种。我们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实施军事打击，在铁、公两侧剿灭1万余人。此外，我衡阳军分区还与邵阳军分区配合作战，歼灭湖南人民自卫救一部。
衡阳本是湘中南的水陆运输中心，沟通湘南湘北的交通枢纽。但是连年战争使公遭到严重，衡阳至武昌、衡阳至南宁的公都一度中断。衡阳解放后建立的省辖市市到军分区来求援，希望部队协助市恢复交通。我们研究后，决定出动军分区部队帮助修，前后修复了公数十公里，还将几处淤堵的水疏浚挖通。衡阳市非常感谢，称赞军分区部队为恢复衡阳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在衡阳工作期间，我到衡阳所属的衡山、常宁、耒阳等县去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校很多。小学就不用说了，仅中学，不但每个县城都有一所或几所，就连稍大一点的镇子里，也有一所中学，一个县往往有十几所中学。这使我联想到陕北老家，全陕北23个县，一共才五六所中学，经济怎么能不落后呢？
衡阳是一个历史悠久、风景美丽的城市，名胜古迹不少。可我在衡阳工作了一年多，却没怎么到那些名胜古迹去过。我离开衡阳后，一次偶然谈到衡阳，一位同志说：衡阳的八景很著名，有石鼓江山、东洲桃浪、朱陵后洞等等，问我去过没有。我竟不知道衡阳还有八景，更没有去过。这都是因为刚刚解放，百废待举，事务繁忙，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游山逛水呵。
在衡阳，我和刘静把岳父、岳母及孩子们都接了来。新华、新民、鲁民、东民，多少年来第一次聚集在我们身边。其中新华、新民两个孩子，我们已有10年未见过面了。
1950年12月，上级调我到设在南京的军事学院学习。当时，这所刚刚创建的学院是全军的最高学府，院址在原的中央军校旧址上，十分宽敞。1945年9月9日，中国府的中央军校旧址上，十分宽敞。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就是在这个大院里举行的，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在大院的礼堂内向中队交出战刀，缴械投降。我听学院工作人员讲过此事后，专门到礼堂去看了看日军投降的现场，我想：这个地方极有历史意义，应当给子孙后代保留下去。
军事学院的院长、，由兼任，我们第一批报到时原有900多名，后因100多名不符合条件，被退回去或转往其他学校，实际人学的是700多名。
1951年1月，军事学院开学，我被分到高级速成系二班。高级速成系的都是师以上干部，大多数同志文化程度不高。亲自召开座谈会，了解大家的想法，帮助我们克服困难。他说：学习的窍门就是努力加方法。自己身上痒自己抓，看别人吃饭永远是不会饱的。教员要、要帮助，但必须有主导，主导就是靠自己努力。学习是不能投机取巧的，有多大的劳动量才可能有多大的收获量。的这番话，对我很有。我建立了一定能完成学业的信心，无论战役法、战术学，还是数学、物理、化学，都下苦功夫努力学；在实兵示范演习和现地作业中，也结合过去打过的仗认真思索；课余时间几乎全都用在学习上，各门课程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1952年7月12日，军事学院举行了我们高级速成系第一期347名的毕业典礼。和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参加毕业典礼并讲了话。萧克说：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是全军的一件大喜事，这个大喜事是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了一批学过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他们对全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将起带头作用和作用。
我自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正在组建的后勤学院工作。那时，后勤学院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李聚奎任院长。全院共分5个系：后勤组织指挥系、军需系、财务系、运输系、油料系。我被任命为后勤组织指挥系副主任，不久又提升为主任。
1953年2月1日，后勤学院正式成立，当天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总司令在后勤学院正式成立之际写了训词和题词。的训词是：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科学、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的题词是：建立现代化的后方勤务工作，是巩固国防、我们伟大祖国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后勤学院的干部和中，有不少同志不愿从事后勤工作。毛和朱总司令的训词、题词，为这部分同志做了有力的思想工作。
后勤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全军高、中级后勤指挥军官和专业勤务军官，同时承担全军后勤学术理论研究工作。1955年，后勤学院357名首届毕业，长彭德怀来学院参加了毕业典礼。他在讲话中说，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工作，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希望毕业真正成为军队后勤建设的。毕业典礼后，、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了后勤学院干部和首届毕业，并与我们一起照了相。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我被评为少将。9月27日，在怀仁堂举行了元帅和在京将官的授衔、授勋仪式。当总理授给我少将军衔命令状和一级八一勋章、二级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时，我本来是有些想法的，因为二级勋章，是发给抗日战争中的团级干部的，我担任的是军分区司令员职务，按应授予一级勋章。但就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那些的战友，他们得到了什么勋章呢？我坦然接过了二级勋章。
我在后勤学院工作了6年，眼看着一批又一批从后勤学院毕业，输送到全军各部队或机关工作，促进了后勤干部军政素质的提高，我的心情是愉快的。
1959年，上级将我调到军委工程兵工作，担任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校长。那时的干部调动，都是人走家搬，我和刘静带着程兵学校校长。那时的干部调动，都是人走家搬，我和刘静带着几个孩子﹣﹣鲁民、东民、小华，离开前往长沙。在医学院上大学的新华、正念高中的新民留在，继续学习。
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是一所正军级的学校，建于1951年，总司令曾为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题词：为培养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干部，建立新中国的强大国防军而奋斗。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的校名，也是题写的。
在我以前，冯志湘、赵东寰、谭善和先后担任过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的校长。我接任校长时，学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演习场地已初具规模。学制两年，主要培养工程兵中级指挥员和部分参谋、教员。
我上任后，根据上级的办学方针和学校的实际情况，主要抓了加强实兵指挥的教学环节，提高未来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效果是好的。
1960年9月，批准将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改建为工程兵学院，编制升格为兵团级。1961年5月1日，长沙工程兵学院正式成立，在成立典礼和首期开学仪式上，宣布了学院正式成立，在成立典礼和首期开学仪式上，宣布了的命令，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徐德操兼任长沙工程兵学院院长、，我任副院长，曹孟朴为副。在典礼上，我代表学院，接受了授予长沙工程兵学院的兵团级军旗。1965年，我被任命为长沙工程兵学院的院长。
长沙工程兵学院的任务是：培训、提高工程兵从副营职到副师职的军政指挥干部，下设基本系、速成系、系。另外还根据要，设立了军事理论班、教员班、参谋班、建筑班、舟桥班。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越南人民军达成的协议，长沙工程兵学院还开设了越南留学生班。学院的学制为2-3年。
不同的班次都得有不同的教学、训练计划，造成教学任务格外繁重。好在全院教职员忠诚党和军队的教育事业，创造性地辛勤工作，了各种各样的教学、训练计划都能得到落实和完成，为工程兵培养了一大批中级军政指挥干部。
毕业自长沙工程兵学院的干部，大多数成为工程兵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许多毕业还参加了各项重要的国防工程建设，如导弹、工程建设，援助越南、老挝工程建设等，在这些工程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每念及此，我心里都感到欣慰。
在院校工作有一大好处，就是能学习到不少新知识。我原本文化程度不高，虽经抗大、马列学院、党校、军事学院的培训，自己觉得与做院校的领导工作还是有差距，这就促使我不能不学习再学习。在后勤学院和高级工程兵学校、工程兵学院，我是只要有空就去听课，后勤、工程兵的专业课，中史、哲学、经济学课，我都有兴趣听。在院校工作10余年后，我在军事、理论方面，科学、文化水平方面都得到了提高，知识面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丰富。与一些专家、教授接触时，他们都不相信我是放羊的羊倌出身。
有些同志不大愿意在院校工作，可是我愿意在院校工作。和平年代不打仗了，作为一名老军人，该怎样为国家、为人民、为军队尽力呢？我觉得，通过源源不断地为国防事业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正是继续作贡献的一个好途径。
在长沙工作期间，我参加湖南省代表大会时，当选为湖南省委委员。关于湖南省的地方工作，我提的意见不多。不过，之后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来，湖南面临的困难很大，我们长沙工程兵学院积极参加抗灾、抢险、救灾，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得到了湖南省委和湖南人民群众的好评。
1966年，突如其来的爆发，我也受到了冲击。当时给我的帽子有：、、、高（岗）习（仲勋）死党等等。我虽然感到困惑，但这一切是暂时的，党和人民自有。
军队院校是开展四大的单位，长沙工程兵学院也不例外，也出了派。1967年，派派了几个人，到神府地区去调查我的历史。但当他们到神府说明了来意后，却几乎挨老百姓的打。特别令派不解的是：神府地区虽然也有两派，观点势不两立，但只要提起王兆相，两派的观点就没有分歧了，两个群众组织都认为王兆相是老红军、老，不但没罪，反而有大功……
长沙工程兵学院的派离开神府地区后，我被打成的消息在老区传开了。群众普遍感到不能接受，有些淳朴的老乡还想到去找毛，他们要告诉毛：在神府葭榆闹成了的王兆相不可能是……家乡传来的这些情况，令我在逆境中既温暖又。
1969年9月，在的动荡中，长沙工程兵学院被撤销。眼看着经过多年辛勤努力才建设起来的学院被砍掉，许多有经验的教职员改行或转业，大量教学仪器、教学资料散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与一些老战友互通情况后才知道，全军原有的120多所院校中，被砍掉了82所；有幸保留下来的也不能开展正常教学；而部队干部战士的军事素质却严重下降，在业务技术方面甚至闹出了许多笑话……这种情况令我十分忧虑，但自己又为力。
长沙工程兵学院撤销后，我被安置到洛阳居住。1976年，被粉碎了，我才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1977年，我在洛阳当选为河南省政协常委，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我被任命为军委工程兵顾问，回到了工作过6年的。我没有别的念头，只是希望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再出一把力，工程兵党委布置给我的工作，我都努力完成。
1983年，我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我任两届政协委员期间，主要提过两方面的或意见，一是加快发展老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多多扶持老区的教育事业，以便尽快改变老区的落后面貌，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二是普及国防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意识，给予承担祖国重任的军队更有力的支持。
1988年，我离休了。就在这一年，授予我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我的老战友、老伴刘静，也获得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我今年93岁了，看到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我们的民族兴旺发达，我们的军队威武强大，我心中充满了喜悦﹣﹣我们当初投身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这一切么？但我也有一个愿望：不论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都不要忘记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不要忘记那些令人振奋或令人扼腕叹息的事。因为，历史是一面鉴往知今的镜子。
【王兆相(1909～2009)，陕西神木人。1928年加入中国。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第二十六军队队长，陕北红军团团长、师师长。参加了陕北苏区反“围剿”。1938年后入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后任山东军区分区司令员，东北联军、第四野战军师长。参加了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和辽沈、平津等战役。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历任后勤学院系主任，高级工程学校校长，工程兵学院副院长、院长，工程兵顾问。是七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勋章、一级解放勋章。2009年6月3日在逝世，享年101岁。】